《结构性改革》 – 黄奇帆 著

读完时间:~ 2021 年 03 月 23 日

出版时间:2020 年 8 月

序一 一部为解决经济难题提供对策的好书

如何尽快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城乡发展差距大是当前国民经济面临的最大矛盾。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集中体现在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农村发展的不充分。

我国资本市场的 9 个不足,包括总量小、交易品种少、市场分割、发行机制不健全、退市制度不健全、上市公司质量有待提高、证券公司缺乏国际竞争力、投资者结构不合理、监管制度不健全。

序二

重庆每年生产 6000 万台电脑、2 亿部手机,需要大量的液晶面板。而当时京东方的技术世界领先,市场前景广阔,但缺乏资金。重庆承诺帮助其筹集资金。京东方定向增发 100 亿股股票,每股 2 元多,由重庆企业买入,实现了 200 亿元投资,再向银行贷款 140 亿元,共计筹资 340 亿元。由于企业效益好、利润高,京东方的股票由最初的每股 2 元多涨到了每股 4.5 元,最高的时候甚至到了每股 6 元。在其股价为 4.5 元时,重庆企业将 100 亿股卖出,收回了 200 亿元,另外的 250 亿元并未被市政府征用,而是继续投资京东方,用于研发第六代柔性液晶面板。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中国还有近 3 亿农民工,由于不能落户城区,这 3 亿农民工的劳动寿命减少了一半。与我国城市职工一般 60 岁退休不同,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工干到 45 岁左右时,沿海城市的企业一般就不聘用他了。他本来可以工作到 60 岁,现在只能工作到 45 岁,少了 15 年,相当于就业工龄少了 1/3。同时,农民工在正常上班的时候,一年 12 个月里总有两个月回家探亲,这两个月回家的时间相当于全年的 1/6。1/3 + 1/6 = 1/2,理论上农民工的工作寿命因为是农村户籍状态而不是城镇户籍状态,大体减少一半,换言之就是 3 亿人减少一半。所以户籍制度改革不仅关系到改善农民工待遇的问题、人权的问题、对农民关爱的问题,同样也关系到生产力问题和人口红利的问题。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属于需求侧的宏观调控,且侧重于短期。经济热了,需要逆周期政策,让经济冷一点;经济冷了,又需要逆周期政策,让经济热一点”。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通过“体制机制性的改革”,给经济“带来长期性和结构性的变化”。

前言

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遵循“问题—结构—对策”的逻辑分析范式,问题基本上能迎刃而解。

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中,结构性矛盾突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强、要素成本快速上升、创新能力不足、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等问题也逐渐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把握我国当前主要矛盾的基础上高瞻远瞩,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思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含义用辩证法来理解,就是改变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中供给一侧的供给条件、边界条件。比如,“三去一降一补”中“降”的含义就是降低物流成本、税费成本、融资利息成本、劳动力供应成本以及各种资源要素的成本。当这些成本都降低了,整个经济结构就会变化,运行质量和效益就会显著提高。

紧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

完整地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公式来理解,即要从供给侧问题的研究出发,围绕具有重大潜在红利但又被制度压抑的供给侧问题,对症下药,用改革的办法解决问题,推进结构调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给质量满足需要,使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当前重点是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社保等领域基础性改革。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

40 年来共引进了 2.9 万亿美元的外资资本金,连同合资伙伴中资方的资本投入,以及银行贷款,外资企业总资产约占全部工商企业资产量的 30%。这些外资不仅带来了资本,还带来了技术、管理、国际化经营性人才以及国际市场网络。四是国企改革。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为搞活国企推出的承包制、简政放权,到 80 年代末推出转变国有企业体制机制 22 条(《转机条例》),再到 90 年代提出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都是从企业供给端解决国有企业的市场活力,使之从计划经济的一个生产机构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为解决企业总员多、出工不出力的问题,全国开始建立下岗再就业中心,剥离企业富余劳动力,一共转移下岗人员 3500 万,极大地减轻了企业的用工负担,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应把握好五个方面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均耕地、优质耕地以及耕地后备资源少。长期以来,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城镇化、工业化不断挤压占用耕地,严重威胁国家粮食安全。于是,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以控制建设用地规模,确保耕地红线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的规模,这成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出发点及重要战略举措。

国务院将建立工作评价机制,根据各省市年度土地管理水平综合评估结果,对试点省市进行动态调整,对连续排名靠后或考核不合格的,国务院将收回委托权,这也是悬在试点省市头上的一把利剑。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要增强承载经济和人口的能力。可以看出,我们国家不再追求城市平均化,有意扶持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

1998 年《土地管理法》规定,农地转为建设用地,必须实行征地;建设用地必须是国有土地。这导致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陷入了困境:其一,在建设用地指标管制下,大量建设用地指标向城市倾斜,农村建设用地指标非常少,农村集体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集体经济,不得不在未经征为国有的情况下,就自发将集体土地用于非农建设,这部分用于非农建设的集体土地就处于法外状态;其二,农村集体土地,不管是宅基地还是承包地、农业用地,只要没有被征收为国有,就不能转让,也不能抵押融资,这极大地限制了集体建设用地产出水平和农民财产性收入。

二是土地增值收益城乡分配不合理程度加剧。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土地价值日益显化,土地增值收益迅速攀升。一方面,围绕土地利益的矛盾不断加剧,如被征地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土地级差收益的归属和公平分配矛盾,农民之间的土地补偿不公平矛盾,城市和农村在增值收益分配上极不合理的矛盾等。另一方面,在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情况下,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的增长进一步增加了政府征地的热情,低进高出、“以地生财”,土地被过度征收、低效利用,这不利于耕地保护和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也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

三是由土地问题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增加。近年来,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缺陷,以及征地过程中出现的趋利行为、强拆行为、违法程序行为、征地规模过大等问题,导致农村居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加剧,围绕土地的纠纷也越来越多。

积极探索入市收益分配制度。要科学研究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方式,对参与分配的人员、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进行合理界定。要认真处理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调节金问题,科学合理地确定土地增值收益分配调节金的比例设置及计算、使用方式、分配方式、分成比例等,一定要维护和保障好农民权益,使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在这方面,若我们研究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惯例,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配套措施:征收土地增值税。打个比方,征收城市一块地 A 需要 3000 万元/亩的成本,把这块地卖出去可以获得 5000 万元/亩的收益,这样 A 获得的增值收益就是 2000 万元/亩。同样,征收农村一块地B只需要 300 万元/亩的成本,但按照同权同价交易的思路,若以 5000 万元/亩的价格卖出,这块农村土地就产生了 4700 万元/亩增值收益。若简单地将这 2000 万元/亩和 4700 万元/亩的增值收益直接分别分配给政府与集体经济组织,显然不合理。因为城市土地 A 获得的增值收益源于政府按规划投入的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而产生的增值收益大部分反过来又要用于城市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设施建设,这样一来,就形成资金流的正向循环,城市也才得以发展、品质才得以提升。对农村土地 B 而言,如果没有政府的规划引导以及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投入,要实现同权同价的增值是不可能的。同时,如果其增值收益不能反过来投入到公共设施建设中,而全部归农村集体或者农民所有,就会不公平。解决的一种办法,就是按增值幅度征收不同比例的土地增值税。如果农村土地入市增值 1 倍,政府征收 30% 的增值收益;增值 2 倍,政府征收 50%;增值 3 倍以上,政府征收 60% 以上……以此类推,用数学模型完全可以算清楚这个账。回头看农村土地 B,土地增值 4700 万元/亩,假如说政府要收 60% 的增值税,那么农村土地 B 还有近 2000 万元/亩的增值收益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也会乐于接受。关于这样的税收征收办法,我们的税法都还没有展开,所以,今后要配套落实这些措施。

2018 年国家开始推行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跨省域调剂,但主要是从促进脱贫攻坚的角度出发,针对“三区三州”和深度贫困县开展,所以,也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2018 年,上海和云南开展了跨省域的增减挂钩指标交易,云南将 3 万亩建设用地指标以每亩 50 万元价格调剂给上海,获得了 150 亿元的收入。这笔收入极大地促进了云南农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也增加了上海的可用地能力。

实体经济是实现“中国梦”、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基石。习近平总书记一向重视实体经济,做出了“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先进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一个关键,经济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脱实向虚”、“我们这个大国是靠实体经济发展起来的,还要依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等重要论断,体现了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明确了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性地位。

为什么中国几亿农民进城了,却出现了耕地一直在减少,而城乡建设用地“双增长”的现象呢?根源在于农民进城后,城市刚性扩张要用地,而农民在农村的建设用地没有同步退出,这导致农民两头占地、人均超过了 350~400 平方米,城乡用地就这么扩张了 3 倍。

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框架思考

中共中央政治局 2019 年 2 月 22 日就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举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化对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认识,正确把握金融本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精准有效处置重点领域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攻坚战,推动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

抓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我们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让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避免脱实向虚的问题,减少或避免金融系统性风险。实际上,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要依靠短期货币和金融政策调控,其中存在的基础性、结构性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三个关键词组成,供给侧、结构性和改革。供给侧是问题导向,分析供给侧有什么问题,然后加以解决;解决的办法就是改革,就是基础性制度的改革,体制机制的调整;结构性平衡合理是目标,即以结构性不合理的情况来发现供给侧供给的问题所在,也以结构性的系统平衡来判断改革的成果。总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个关键词各有用处,共同形成一个体系。

如何打赢去杠杆攻坚战

2005 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只有 4%,之后迅速上升,至 2015 年底达到高点 8.4%。很多文章认为这是中国金融业十年来发展的重大成果。其实,这恰恰是经济脱实就虚、虚火上升的结果,是经济风险积聚的标志,是实体经济效益下降的象征。2017 年下半年开始,监管部门努力约束金融业超高速发展,2018 年这一比重降到了 7.68%。

央行把钱给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变成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央行”,有 30 多万亿元资金通过表外业务、理财业务、资管业务,流入十多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信托、小贷、保理或者其他的担保公司、财务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以及私募基金等,通过层层周转流动,重复形成的资金流达上百万亿元。其中,每个周转过程都产生一定的收入、成本、利润,这些都累计成为非银行金融系统的增加值。最后这些资金流入实体,那么实体经济就要承担非银行金融系统自我循环所产生的成本——主要体现为高额的利息。现在银行的贷款利息一般在 7%,信托等非银行系统的资金利息一般在 12% 以上,而小贷公司的利息可能会到 18% 甚至 20%,那么这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无异于雪上加霜。

第二次去杠杆是 2008 年,是在遇上了极其严重的金融危机(次贷危机)之后采取的措施。这一次美国做得比较好,属于良性的去杠杆。金融危机爆发后,一方面把崩盘的金融企业的坏账核销一部分,另一方面通过 QEⅠ、QEⅡ、QEⅢ 等量化宽松过程释放的资金大量进入并刺激美国资本市场,企业股权融资大幅增长,从而使股市从 6000 点涨到 28000 点,股权投资市值从 10 万亿美元增加到 30 万亿美元,企业债务率因此大幅度下降。美国现在的企业负债只占 GDP 的 60% 左右。总体来看,经济是比较健康、良性地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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